党国英:不尊重土地收益权,还确权干嘛
近日，在四川峨眉山景区，当地居民与景区官方间因林权证和利益分享等问题发生较大冲突。好在，官方一定程度上的让步，给冲突的解决提供了希望。
峨眉山景区自古就有居民。旧时，没人收门票。有了一竿子插到底的政府，景区被圈起来了，就有了“公共利益”，并要政府维护。景区里的土地，本是当地居民所有，后来归了集体，农民还不能退出。有人认为，景区土地归了当地居民，他们就会乱来，景区要被破坏。这是不少官员喜欢的逻辑。中央推动林权改革后，当地管理者想为居民保管林权证，理由竟然是：为他们好。
然而，居民有自己的逻辑。那些景观土地虽是集体所有，但曾是农民祖上的家庭所有；国家林权改革后，土地归农民长期使用。无论如何，这些土地产权不归政府所有。政府应给农民颁发权利证书，且由农民自己持有。
景观土地本属农民集体，使用权已确权，由此产生的收入，农民分享一部分，完全合理。景区建设政府有大量投入，景区管理也要付出成本，如果公开财务信息，以诚恳态度面对农民，双方完全能达成分享收入协议。
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幅提高，但同时因土地利益关系纠葛而引起的社会冲突也益发普遍。土地利益纷争是农村社会不稳定的首要原因。农民、集体自治组织与基层政府间，常因土地分配、征用、流转、收入分配等事项，发生利益摩擦，引发激烈的局部冲突。原因何在？
答案并不复杂。支撑现代文明的基本原则很简单，主要有两个。一是在私人物品生产的竞争性领域，必须奉行竞争性的“要素分配原则”，出资者得利润，出力者得工资，献地者得地租。否则，任何一个社会都将掉入低效率陷阱。二是在公共品生产服务领域，必须奉行“普惠分配原则”，只要一个人生活于某个社区，社区的公共品就应对其平等提供。没这一条，一个社会就不会和谐。
在我国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前，以上两个基本原则被完全抛弃；改革到如今，这两原则也没完全实现。一切利益纷争由此而来。
如果政府权力介入，以组织的力量与分散的农户角力，想从集体土地关系中切走一块利益，往往能暂时奏效，但却埋下纷争的祸根；一旦农民得到组织资源，而政府方面不肯让步，冲突在所难免。
在峨眉山景区，政府在基础设施方面投入的只能是公共品，所有居民应平等地免费享受；居民的义务是纳税，没有纳税能力的居民，也要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政府没理由与居民讨价还价，也不能变相地让居民第二次为获得公共服务付费。
解决问题的基本手段，也很简单，就是私权要明晰，公权要收缩。私权不明晰，投机行为、掠夺行为必然盛行，国民经济效率将难以维持；公权延伸过远，公权与私权边界不合理，容易发生公权滥用行为，增加对公权的监督成本。
道理简单，绝不意味着事情好办。按照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精神，我国将通过农民土地承包权长久不变政策，确立农民的土地财产权。但这项改革并不乐观，有的地方官员没认真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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