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的乡村,谁的田园?
“乡村”在中国，是一个波及面太广太深刻，连城市人很多时候都深受其影响的名词。对乡村的实体记忆也罢，城市人回归田园的情愫也好，埋在整个中国近代文明深处的，是有相当分量的乡村元素。所以并不奇怪，当近日哈佛社会学博士周韵与负责乡村建设项目“碧山共同体”的艺术家欧宁在网上以“碧山计划”为焦点笔战时，看起来是一个小众范畴的知识分子话题，依然让很多人再一次认真思考了乡村这个命题。
碧山计划发起人——艺术家欧宁和左靖，在2007年第一次造访徽州碧山农村时，就被这里的自然和人文所吸引。他们创建的碧山共同体，希望通过知识分子回归乡村，在当地创建一个共同生活的乌托邦的艺术计划，并能推动、改变农村地区的经济文化生活。周韵指责欧宁在碧山项目中过多注入了城市知识分子的精英特色和审美趣味，但当地老百姓却极少享有乡村建设的成就，甚至连路灯都没有。在周韵眼中，这种城里文化人与当地百姓之间巨大的“区隔”，甚至不如宏村这样完全商业化、地产化的乡村改建对农民更具实惠。
碧山争论的核心就是，这是谁的乡村？谁的知识分子情怀？谁在努力尝试回归乡村回归田园的可能？谁在重视那些区隔？我们并无意评判碧山计划的对错，因为任何一种实践都不能在短期内得出结果，而且任何一种质疑对实践者都有益处。我们只是希望在其他的乡村建设实践者身上，看到他们的努力。
河南有个郝堂村
中国的村庄差异性大，生态伦理文化宗教都包括在其中。中国乡村建设院和中国乡村规划设计院院长李昌平同样强调了今日乡村没有主体性的事实。“很久以前，中国的家族时期是由家族经济做支撑的，村社时期是由村社集体经济做支撑的。到了邓小平时期搞单干，农民共同体的作用被忽视，他们失去了主体性。在这种经济薄弱的条件下，外面的人一旦带资源去，农民就觉得他们什么都懂什么都会，这就是缺乏主体性的结果。乡村建设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情，在主体性消亡之后我们需要修复这个运行系统，让其能恢复自主运行。”“其实碧山共同体中的"共同体"这三个字用得相当好，但是共同体在他这里还只是一个词。我们今天所讲的乡村共同体是村社共同体。既发展经济建设社区又治理社区，而且有统一的产权财权私权和职权。如从社会学意义去讲它属于一个乡村的系统性修复，是对共同体的建设。”
李昌平强调了下乡不是剥夺农民资源，他举了河南信阳郝堂村的例子，那个村子是2009年开始建设的，现在每天差不多有上万人前去旅游。原来那个村子属于贫困村，经过这么多年的建设现在村民家家户户开馆子，没有商人去剥夺他们的土地而完全属于他们自主的，也没有资本注入。“我们一进入那个村庄是从金融养老开始做起，使农民的土地农耕可以抵押贷款，然后搞新农村建设，垃圾分类，污水处理，环境改善，对农民进行培训……现在乡村自理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这是很多人共同努力的结果。去年公布了十二个美丽村庄，郝堂村也算其中一个。”
也许山野自然间的情怀和知识分子的“乡村乌托邦”是可以找到一个点平衡的，也许一切还需要时间。谈起碧山共同体，李昌平说只要和农民不矛盾，实践者的尝试就是有意义的，而质疑同样有意义。“建设一个好的村庄需要很多人的共同合作，它是一个开放的平台，谁都可以到那里去创造价值，当农民的自主性增强，它是可以吸引很多人去那里创造价值的。就像马云搭建了平台，淘宝商家在平台上创造价值一样。”
黟县有个碧山书局，郝堂村也建了一个书屋，叫郝堂岸的芷轩书屋，是郝堂村回乡青年建的。李昌平说，那是一个供村民看书喝茶聊天的书屋，村里很多的老人和小孩都可以去那里看书，相当于一个公共空间。也不是很大，几十平方米，主要受众群是村里人，也有一些城里人到那里喝茶聊天，现在已经成为村里的男女老少最喜欢去的地方了。村民可以自己带茶，茶水免费，如果你自己不带茶的话才需要付茶钱。“进入郝堂村前我们当时讨论说"前三十年看小岗后三十年看郝堂"，在建设一个理想村庄的初衷下，乡村建设规划院始终充当着协助者的角色，培养农民的主体性。我们在建设郝堂村的时候一直记得一个基本概念：别人在搞农村城市化，而我们要把农村建设得更像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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