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福:中国乡村社会的孝道衰落
经过一段时间的胶着以后，老年人逐渐放弃权力，“换取”了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除当家权之外）的保障，南方农村的代际关系发展到如今的样态。中部农村的老年人自杀潮在最近十年左右出现，其主要原因是糟糕的赡养状况和精神失衡。许多老人因为失能或疾病无人照料而自杀，其中既有绝望，也有不想拖累子女的价值寄托。华北农村老年人自杀相对较少，大多数老人忍受着糟糕的赡养状况（华北农村老年人的“耐受力”与长久以来低水平的物质生活方式也有关系），而并不希望自己的自杀损害子女在村庄舆论中的名声。中部农村和华北农村代际紧张的状况，或许还将持续一段时期。
单纯从“孝道衰落”来解释中年农民对老年父母的赡养失责是有失偏颇的。孝道之行靠个人的道德自觉，更靠社会约束。礼乐制度不就是用社会制度来教化和规范个人行为吗？南方农村正是因为其宗族结构和价值规范体系仍然能够发挥作用，才可控地实现了代际关系的变动。华北农村的结构性力量相对较弱，但也不是没有作用，所以才能保持老年人底线水平的物质生活和精神层面的尊重（哪怕是形式化的）。中部农村缺少结构性力量，代际关系的变动受个人意志的推动最明显，中部农民个人意志的变化则受现代性影响最深，个体主义文化总是尽可能剥去代际关系中强制性的伦理责任，而替代以个人自由的情感关联和生活享受，像川渝农民那样代际之间相对独立自由的互动方式，或许在未来也将成为中部农村其他地区的代际关系样态。
代际关系变动的趋向取决于中青年农民之间的互动。老年人的境遇深刻影响着中年人的未来预期和行为逻辑，攒钱养老正在成为他们的普遍共识。一些研究者观察到华北农村中年父母对子女的无限支持，认为这是代际之间的“交换”，即父母们“讨好”年轻的子女（主要是儿子媳妇，尤其是媳妇），为的是换的晚年的赡养保障。这种“交换”甚至被普遍化为中国人代际关系的模式（从“抚育-赡养”模式扩充为“抚育-交换-赡养”模式）。这显然是有失偏颇的。
“交换”是一种理性的行为逻辑，农民真实的理性逻辑却并不对“交换”抱有多高的期待，相反，许多农民都认为养儿防老靠不住的，指望殷勤的讨好而换来老年的赡养恐怕是学者的理性，而非农民的理性。何况，子代将父母的殷勤视为理所当然，并不认为是“额外”的付出，也就自然不需要他们将来在赡养上“格外”照顾（从区域来看，更不支持这种代际关系的“理性”交换的逻辑，中部农民就理性地选择了不交换）。
实际上，这种支持只不过是亲代对子代“抚育”责任的衍伸，是华北农民以代际分工的方式维持家庭兼业生计的策略选择。中年农民的攒钱养老是代际关系理性化的结果，理性化就是个体化，就是对偶式的伦理责任逐步消解，代际之间越来越依靠建立在个体自由基础上的情感确立关联。由于传统伦理文化的惯性，再加上生物本能，亲代对子代的抚育还将持续，但或许会日益呈现川渝地区式的低度支持。反馈模式中物质和精神层面的高度平衡经过失衡的动荡之后，最终实现新的低水平均衡。这或许就是乡土社会代际关系再平衡的路径。
转自：粤海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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