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6100万名农村留守儿童，谁来照顾,如何照顾
接受调查的4000多名留守儿童中,有近一半遭遇过意外伤害,留守儿童获得的家庭支持弱化,心理健康问题比较突出。这是2014年5月,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组织实施的“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状况调查”中披露的信息。我国留守儿童的统计口径、最新数据,目前尚无官方说法,被普遍引用的是全国妇联在2013年发布的有关留守儿童报告中的统计数据:全国共有农村留守儿童6102.6万人。
6月15日,在由北京大学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安平公共传播公益基金等机构举办的“留守儿童困境如何破解”的研讨会上,相关研究者对谁来照顾和如何照顾如此庞大的人群展开讨论。
留守儿童背后
是乡村衰败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院长叶敬忠认为,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农村留守家庭的产生,其根本在于以城市化、工业化、市场化和商品化为主导的发展模式对农村和农民的生存空间产生的巨大挤压,是以农村家庭幸福为代价来汲取乡村资源、实现现代化经济增长的必然结果。
叶敬忠分析,在农民多元的生计方式遭遇现代化和商品化时,留给他们的选择已经不多了,除了外出务工挣钱,没有其他选择。
“我们长期以来遵循的发展路径是‘一切发展以经济增长为目标’,这一路径的表现是城市化、工业化和商业化。比如,过去乡村可以通过互惠、邻里互助完成某些事务,现在基本都已经商业化。另外,强调城市化和工业化,当然就需要把更多人从农村抽离出来,加入到现代化进程,比如,很多城市房地产饱和,就鼓励在外打工者用十几年甚至毕生的积蓄到城镇购买住房,因此造成了乡村的凋敝、衰败以及迅速的空心化。”叶敬忠说。
他们心理健康
更需要关注
“我最担心的是留守儿童中的205万名独居儿童。他们随时可能发生不可挽回的悲剧。”公益组织北京歌路营总干事杜爽说。
“留守儿童的心理状态普遍非常差。”杜爽说,“这个庞大群体对于心理咨询的普遍性刚需得不到满足,简单说原因就是,政府没有经验和好的解决方案,社会体系不足以支撑,学校和教育行政部门有很多苦衷,家庭身不由己。”
不过,在歌路营的实践中,杜爽也认识到,除了留守儿童的心理问题需要关注,“乡村教师这个群体,本身就非常需要关怀”。“农村的老师往往没有能力和水平去处理学生的心理问题,甚至忽略这些心理问题。”杜爽介绍,在调研中她曾经询问寄宿制老师,“孩子在心理上有什么需求?”很多老师回答:“没什么需求。”若有孩子出现心理问题,老师普遍认为,“无非就是想家,哄哄就好了,过一段时间就好了”。
不能淡化
家庭责任
叶敬忠认为,留守儿童最起码要有老人和父母中的一位看护,这是最基本的条件。社区和学校等组织可以做一些关心行为,但把这一问题完全交给家庭之外的组织,目前看也不太现实。
基金会中心网培训中心执行主任范艳春认为,一些留守儿童身上发生的极端案例,最根本的原因是家庭功能丧失,服务留守儿童不能绕开“家庭”这个核心问题。
叶敬忠认为,政府的职责应该是创造条件,让学校和社区有能力承担更多的责任。
从家庭层面看,首先要加强对外出务工人员的宣传。父母对孩子的关心肯定超过任何人,但是他们未必能够完全认识到,孩子不只需要父母为其提供必要的经济条件,更需要父母的温暖,哪怕是日常的嘘寒问暖。叶敬忠建议,应当鼓励家庭做好外出后对孩子的安排,比如由老人或亲朋照顾。对于外出的父母,务工单位可以允许并鼓励他们时不时回家,假如能再提供一些支持,会更好。对留守人群来说,最重要的是家庭。
对于地方村干部、学校等,怎么让他们更多去关心留守儿童,也可能涉及业绩考核和工作方式等管理机制。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和研究中心主任佟丽华认为,在一些留守儿童发生的极端案例中,一些失职监护人的责任同样不容忽视,“对于未成年人的监护权更多的是一种责任,不是一种可以随便放弃的权利,没有能力履行监护责任的情况有,但是有监护能力不去尽职尽责,依据现有法律制度,是可以追究行政、民事甚至刑事责任的。”
(据《中国青年报》)
◎新闻链接 衡阳12岁女童投毒杀好友
据新华社电 6月10日,湖南衡阳县界牌镇12岁女童小雯在放学路上,将自己放了毒药的可乐递给了同学小霞、小林(均系化名),二人喝下后中毒身亡。目前,小雯已在监护人、老师的陪同下,向警方供述投毒杀人事实。同时,通过对投毒工具等DNA、指纹等鉴定,小雯作案证据链也已被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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