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村的地主-马双有
我说：“这个队的班子领导不力，人心涣散，社员们出工不出力……”
侯队长说：“毛主席说，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你没有抓住纲，光抓住目，怎么能解决问题?亏你还是理论骨干呢!我再问你，你们这里有地主富农四类分子吗?”
我说：“四类分子不多，只有一个地主，人家一直不承认，到处上访告状，要求翻案。”
侯队长一下跳了起来：“这不就得了!这就是阶级斗争新动向嘛!地主分子要求翻案，这是多么严重的阶级斗争问题!马上召开群众大会，批斗地主分子!”
于是当天下午，5个生产队联合召开群众大会，将九爷和另外几个地主拉出来，狠狠批斗了一回。九爷的脸上又多了几道伤痕，大队白白浪费了几百个工日。
这次对九爷的批斗会，虽然不是我主张开的，但因为侯队长从我家出来后，马上就批斗九爷，所以九爷以为是我向侯队长提供了消息，多年来一直对我耿耿于怀。
多年来，我对九爷一直不承认自己是地主，一直喊冤，一直要求翻案，感到困惑不解。别的地主大都逆来顺受，自认命苦，这家伙为何死不认命，不屈抗争，30来年一直要求翻案?
我曾多方打听、询问，皆不得要领。一日我和一位土改时曾任农会主席、参与划分成分的老干部老聂一起出工，我俩谈得投机，心里一热，他终于说了实话。他吸着我让给他的烟，说道：
“马老九的地主帽子，我最清楚，那就是我们硬给他安的!大概是1946年 ，他从父亲手里继承了40亩上好土地。可这家伙不务正业，不想种地，喜欢往西安跑，做点小生意，打点零工。那一年，他把家里的40亩地让给村里几户邻居耕种，对邻居说：‘你种着我的地，我啥也不要，只要地不荒就行。’他跑到西安一个工厂里做零工。做了两年，吃不了苦，又跑了回来。恰好家乡刚解放，村里搞土改，开始划成分。马老九该怎样划?我们几位土改干部认为，这家伙土地不少，却让别人耕种;这算不算雇工?这可能不算雇工，因为人家三年多没有收一分钱租子，不好划地主，但是这家伙不务正业，光往西安跑，婆娘娃子也不管。平时说话盛气凌人，是个犟驴，给他弄个地主帽子戴上，限制他，绑住他，不让他乱跑，在家照护婆娘娃子。所以就给他划成地主成分。”
我听罢大吃一惊：“啊，马老九的地主帽子就是这样来的?你们真是胡来!人家有地不假，可人家把土地交给别人种，一分钱租子也没收，别人占了便宜，是剥削了他，他是被人剥削，你怎么给他弄了个地主?你平白无故叫人家几十年受尽了迫害，受尽了屈辱!怪不得人家一直喊冤，要求翻案!”
老聂吐了口烟，苦笑着说：“我们当时也不知道这‘地主帽子’这样厉害。后来发现一旦成了地主，又是修路，又是送信，又是批斗，受尽苦楚，我于心不忍，想叫公社给他的帽子摘了。不料公社书记把我狠批了一顿，说我阶级路线不清，为地主阶级说话!嗨，这地主帽子一旦戴上，就去不掉啦!不仅马老九闹翻案，几十年也不行，咱这土改老干部去说也不行啦!”
1979年，地富反坏四类分子的帽子统统被摘掉了。没了“帽子”的九爷，对着大队干部冷笑一声，跑到西安一个工厂当了工人，接着把一家人都带到城市转为市民，两个儿子也当了工人。他家成了全村第一户进大城市“农转非”家庭。
十几年后，九爷回来探亲，可谓衣锦还乡，十分风光。西装革履的九爷，满面红光地来到我的院子里，高声叫道：“马老师，我回来啦!”
我连忙出来迎接，握住九爷的手，笑着说：“你这城市工人阶级，来看望农民兄弟啦!”
“我这‘还乡团’回来啦，要搞资本主义复辟，你们这无产阶级专政，赶紧来呀!”
我心里一惊，知道他是在报复当年侯队长批斗他的那件事。我赶忙解释，那年是侯队长非要开会批斗你，我其实是不同意的。
九爷“哈哈”大笑起来：“给你开玩笑!我还不知道，你是文化人，也是老实人，你还会去批斗人?你爹一场冤案，把你弄得家破人亡，你受了多少罪，我还不清楚?现在你混得不错嘛，考上了大学，当了高中教师。这也叫善有善报嘛!九爷没有你文化高，可也混得不赖嘛!我倒要看看，那些心术不正，总想用‘大帽子’整人的人，那些斗了我几十年的人，他们得到了什么好处，他们是什么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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