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为什么不愿意生男孩？
在我们村上家里有车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但是买辆豪车却是个新鲜事。本家小弟小鹏去年刚大学毕业，却已是三里五村的“名人”。小鹏2011年开始读于河南某普通二本院校，当时正值淘宝热，大一暑假便到亲戚表哥家学做淘宝生意，之后便开始自己在网上经营化妆品，就这样到2014年暑假，他既购买了一辆宝马520又在县城购买了一套两层门面房，这一举动在熟人村庄里“炸开了锅”，随后他经营的公司（淘宝和国际发条贸易）依然景气，小鹏很自然地成为了村庄新上层的代表。当然，村庄“旧”上层也不甘示弱。郭晋在村庄上算是出名的有钱人，大约在2005年的时候通过动用关系在农村信用社贷款100万，正是通过这笔钱，他在村上建立了假发加工厂，之前生意比较红火，虽然现在不太景气，但是依然维持着自己有钱人的身份。郭晋在2010年前后购买了一辆奥迪Q5，为了继续表现自己在村庄的地位和身份，在2015年十月儿子大婚之时，不仅婚宴奢华（烟、酒、酒店档次标准在村庄上都是首屈一指的），而且购买了宝马740作为婚车。
当然，小鹏和郭晋是村庄上层消费竞演的个案，并不意味着普通村民的消费竞争就不激烈，虽然面对村庄上层的奢侈消费标准只能望而却步，但他们依然希望达到“有房有车”的基本标准，这不仅关系到自己在村庄中的地位和身份，也关系到家庭再生产能否实现。
为了能够与底层村民“划清界限”，但又无经济实力追赶村庄上层的奢侈消费竞演，因而中层村民希望通过完成“基本”标准来确立自己在村庄中的身份地位。由于中层村民长期在外打工，勤爬苦做，为的就是返乡时能负担得起体现身份地位的消费“标准”，虽然并不像上层村民样样讲究奢华，但也要跟得上村庄消费标准变化的节奏，否则会被边缘化，在村庄公共生活中失去地位和话语权。由于在外打工的不稳定性，如果勤俭节约，每个劳动力大约有三、五万的收入，但仍然很难应付村庄日渐高升的消费标准，比如村庄上前几年人情喜钱20到50元不等，现在至少100、200元，谁要还是拿50元还人情是会被别人说闲话的。因此，中层村民并不关注日常生活的“品味”，而是把家庭消费的关注点凝聚在过年期间的日常生活、仪式性消费、建房/买房和小汽车上。通过这样的消费策略，动员全家力量达到体面的生活标准。
三、市场逻辑下的婚姻消费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及全国各地交通的便捷，农村青年的通婚范围迅速从本地区延伸到全国，由于目前适婚男女比例严重失衡，致使女性在全国婚姻市场上占据着绝对优势的地位。而村庄适婚年龄男子要想顺利迎娶新娘，就必然要展现出能让女方过上幸福生活的经济实力，因此不计代价的建房/购房或买车以及高额彩礼的支出都成了追求女性的筹码。同样，女方在婚姻市场中的优势地位必然使她更倾向于挑选具备满意条件的男性。从而婚姻的成功缔结很少考虑男女双方的爱情，而是被市场逻辑所代表的预期幸福决定着，金钱和消费能力成为了婚姻合适与否的标准。正因为如此，为了顺利实现家庭的再生产，相当一部分家庭“即使是打肿脸也要充胖子”，通过亲朋好友借/贷款建房/买房或者买小汽车，从而增加男方在婚姻市场上的筹码，避免成为光棍的可能。
还记得母亲曾经说自己是坐着自行车被娶进门的，可现在谁家要是只有自行车，儿子就只能等着打一辈子光棍了。当今社会适婚男女比例失衡严重，也致使结婚代价越来越大，标准一高再高。先说彩礼，从七八年前的一万一（万里挑一）、到前几年的一万七（万里挑妻）或两万二（成双成对）、再到近一、两年三万、四万不等，去年有家最高要了七万（并不是该家庭有多么有钱，而是因为家中有两个男孩），这就是结婚必须的标准；其次，家中要有车。为了让媒人看到家庭为结婚的准备，也为了向女方展示自家的经济实力，家里要有一辆五万到十来万不等的小汽车，这是基本的标准。否则，有钱人的儿子可以挑来挑去找一个满意的老婆，而本家儿子只能面临无人说媒的境况。据初步统计，前年整个村庄一共22辆家用小汽车，而去年到年底全村有47辆，其中有近10辆是为婚姻做准备的；再次，有房。现在村上青年结婚要求婚房可以分为两种：家中有新房（楼房）或者城里有房（可以是父母付了房屋首款），没有准备婚房对于适婚年龄的男子来说无疑要冒着成为光棍的风险。这些结婚的“基本”标准，对于村庄上层来说是比较简单的，他们甚至不满于这样的标准，要搞得更耀眼，各个“标准”都要提升，比如买辆奔驰、宝马这样的好车。而对于普通村民来说，仅靠在外打工的收入很难承担起这些婚姻“标准”，但又不得不尽力按这些标准消费。
目前，村庄适婚男女婚姻匹配已经面临着不小的窘境。具体来说，面对日益走高的本地婚姻标准，家庭或个人条件较好及独生子往往可能娶到本地女子，而家庭条件一般、多子或个人身体小缺陷更可能娶偏远地区（贵州、广西、云南、四川等地）的女子，家庭条件差或个人身体存在缺陷有更高成为光棍的风险。在村庄上，娶外地（偏远地区）媳妇往往会被别人嘲笑，大部分人认为是“没本事”的无奈选择。正因为如此，一些父母勤勤恳恳劳作，只为到儿子婚龄时有能力展现出女方渴望的幸福资本，但另一方面，家庭在不断追逐婚姻消费标准的同时，也使自身家庭背负了巨大的经济压力。最后，婚后的实际“不幸福”与婚前的“预期幸福”形成巨大反差，无疑也更可能导致村庄家庭婚姻的破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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