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产养殖模式新时代的变革
在海洋养殖中亦是如此，由投饵类动物、滤食性贝类、大型藻类和沉积食性动物等不同营养级生物组成的一个相辅相成的综合养殖系统，一些生物排泄到水体中的废物成为另一些生物的营养物质来源，养殖系统中营养物质可高效循环利用，既提高了食物产出效率，又能控制养殖水域富营养化，是一种趋于环境友好型生态高效的养殖模式。
多营养复合水产养殖模式已被国际专家作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的典型范例，它不仅在淡水养殖中得到了广泛应用，而且在海水，如獐子岛及其邻近海域也得到成功应用，每年可产出6万吨海带，200t海胆，300吨牡蛎，700吨海螺，2000吨鲍鱼和5万t扇贝。这种多营养复合水产养殖模式现已被许多发达国家，如加拿大、美国和挪威等采用，其规模已扩大到用于创建“海洋牧场”。
2、从水生植物和湿地的水质净化功能到鱼菜共养生态养殖模式
通过利用水生植物的净化功能，在池塘或湖泊中构建具有湿地功能的浮床，能够实现水质改良和水生蔬菜的产出。2015年，一位美国科普作家在发表于《科学美国人》一篇“为几十亿人养鱼——中国渔业可救护海洋”的专题综述中，对这一生态模式进行重点评述，认为中国一批富有远见的科学家和管理者协调了养鱼需求和水质净化的关系，养出了消费者需要的水产品，又使湖泊和池塘更加净化，达到了双赢。
该评述还得到一批来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自然与文化遗产专家的进一步呼应，认为中国水产养殖正在进行的变革清晰阐明了应用生态学知识可以解决环境、食品安全和经济生长相互交织的难题，并引述挪威渔业专家早期对这一养殖模式的评价说，中国科学家“正在掌控这些挑战。尽管还不完美，但比任何地方做的更好”。
3、从传统的稻田养鱼到稻渔综合种养模式
“稻田养鱼”在中国已有3000余年的历史。千百年来，这种人放天养、自给自足的粗放生产模式主要在我国东南、西南、华南的丘陵山区长期应用。虽然发展缓慢，但文化底蕴深厚。2005年，中国第一个、全球第一批、世界首个正式授牌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青田稻鱼共生系统，就是其中一个典型。
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倪达书研究员在详细论证了稻田养鱼的意义和优越性以及科学推广试验的基础上，上书国家领导人建议推广稻田养鱼，得到了高层领导的批示和重视，曾一度掀起热潮，使稻田养鱼得到了快速发展。
近十年来，由于一批适于稻田养殖的小龙虾（克氏原螯虾）、蟹（中华绒螯蟹）、龟、鳖、鳝、鳅等的人工繁育及其种业已初步形成，在国家生态农业政策支持和市场驱动下，传统的稻田养鱼进入稻渔综合种养跨越转型阶段，全国多数省市都开展了“稻虾连作+共作”“稻蟹共作”“稻鳖共作+轮作”“稻龟共作”“稻鳅共作”“稻鱼共作”等多个典型的稻渔综合种养模式。特别是在湖北、江苏和浙江等地，稻渔综合种养已成为农业调结构和转型升级的重要举措，是政府大力倡导的生态渔农模式。
按照农业部副部长于康震的话说，稻渔综合种养是实现“稳粮增收，渔稻互促，绿色生态”的生态农业新模式，做到了“一水两用，一田双收”，扶持稻渔综合种养经济上划算、生态上对路、政治上得民心。应在加强稻渔综合种养技术的基础与应用研究的同时，逐步制定不同模式的综合种养技术标准，加大推广力度。
4、从传统池塘养殖到工程化、智能化的池塘养殖模式
池塘养殖是我国传统的养殖模式。普通的池塘养殖设施老旧，资源利用率低，水体易富营养化，养殖产出低，易患病，一直是池塘养殖的制约因素。因此，池塘养殖的标准化与池塘标准化改造一直是水产人努力的目标之一。
近5年来，围绕制约我国池塘养殖设施陈陋等问题，国家和地方各级政府加大投入进行了池塘标准化改造。一些专家还集成运用水产养殖学、生态学、工程学等原理和方法，系统研究了池塘生态调控、高效生态养殖场构建、和池塘工程化改造等，构建了工程化的池塘与人工湿地养殖系统模型，实施了规模化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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